雍正的“忍”和曾国藩的“挺”

时间:2014-04-14 16:29 栏目:封面故事 编辑:投资有道 点击: 4,546 次

作者:申毅  来源:投资有道

作为球迷,本届南非世界杯赛上,德国队的朝气,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。

平均年龄约25岁,23人超过一半是85后,世人印象中严谨得有些刻板的日耳曼战车华丽转身,朝气逼人。

在惊艳于玫瑰盛开的那一刻,不能忘记背后的付出和艰辛。自1998年世界杯折戟后,德国人痛定思痛,下大力气进行调整。

着眼于后备人才培养的青训体系全面铺开。全德366个培训中心,每年2000万欧元的投入,每周约1.4万名11岁~14岁的青少年参与踢球活动。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努力,终于在南非获得回报。

日本亦大致相似。在1985年和1987年的世界杯、奥运会预选赛相继失利后,日本足协把学巴西、走技术之路作为目标,且一学就是20年,从不动摇。与丹麦一战中,日本队本田圭佑和远藤保仁接连两脚任意球,石破天惊、杀入16强。

淘汰落后产能尚需时日。
淘汰落后产能尚需时日。

  避免重蹈覆辙

足球如此,经济亦是如此。德国和日本分别花了10年和20年的时间,才换来了胜利。就中国的宏观经济而言,同样也是到了需要时间给出证明的时刻。

30年来的改革开放,成就足够令世人瞩目。年均10%的GDP发展速度,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1%上升到5%以上,外贸总额全占比由不足1%上升到8%。这样的成绩,足够惊艳。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低基数造就的高发展优势在慢慢消失,单纯依靠规模和资金驱动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。低层次重复建设、产能过剩、大而不强,“世界工厂”在换取外汇的同时,带来了资源浪费,留下了环境污染。

前苏联的例子值得警惕。携二战大胜之威,苏联全面步入工业化。从1950年至1975年,苏联GDP年均增长率为4.8%,而美国只有3.3%。从总量上看,前苏联的GDP一度达到美国的80%,大有赶超之势。

但僵化的经济体制、结构和战略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三大因素,埋下了隐患,导致好景不长,并成为前苏联解体的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因。

从经济结构上看,前苏联是典型的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。以工业为主导、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,导致在速度与效益上速度第一,在生产与消费上生产第一,重工轻农、轻重不均衡,经济结构严重失调。

从经济战略上看,前苏联是粗放型和“数量赶超型”经济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,主要靠多投入、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,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。

目前的中国经济领域存有类似问题。关闭百万吨以下钢厂的口号提了好多年,但执行效果并不好。指望已经投入大量财力、物力的地方政府积极配合,相当之难。淘汰落后产能的市场经济之举,总是会被关乎政绩的计划经济之手干预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成为中国的特色国情。

从产业上来看,亟需“调结构,促升级”;从发展阶段来看,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,“持久战”的时刻或已到来。如何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,怎样应对值得深思。

  “双轨”并行是根源

在笔者看来,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,但本有机会做得更好。

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正轨后,应该抓住有利的时机,将各方面的改革予以进一步深化。比如适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。但目前依然存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“双轨”并行,造就深层次矛盾,进而阻碍发展。

 

在错过了第一次最佳“窗口期”后,只能耐心等待,“持久战”也随之而来,目前的尴尬局面,不过是在为不够彻底的改革“埋单”。

高房价、看病难、教育贵等现象,只不过是民众最为关注、反应最为强烈的方面之一。转型期中,五大问题最令人担忧。

民生问题。经济体制改革领先,政治体制改革落后的矛盾下,出现资本垄断、市场垄断,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。

发展不平衡。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其一;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其二。

分配不公。收入分配严重不公,制约劳动者进一步创造的热情,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效率。一方面是富裕人群,诸如煤老板们动辄一顿饭耗费10万元,另一方面则是贫困地区的儿童因交不起几元钱的学费而不得不辍学。

资源约束问题。资源的缺乏,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问题。占世界9%的耕地、6%的水资源、4%的森林、1.8%的石油、0.7%的天然气、不足9%的铁矿石,养活着占世界22%的人口。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,国内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%、11%和4%。

技术创新问题。企业全员素质较低、技术人员少,国内研究人员2%的人口占比,远低于美国7.6%、日本7.5%的水平。技术管理落后等问题,严重影响技术创新。

  何以应对?

面对错综复杂的投资环境和形势,个人投资者如何应对,亦是“持久战”话题下需要讨论的重点。

不妨向雍正的“忍”诀和曾国藩的“挺”经借鉴一二。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,雍正将其父康熙“戒急用忍”的教诲牢记在心。尽管争议颇多,但他尽力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,一扫颓风,使吏治澄清、国库充盈、人民负担减轻,为“康乾盛世”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,亦是事实。

作为另一位争议颇多的晚清人物曾国藩,曾因兵败几次都想自杀;也曾心力憔悴,几次都想放弃几欲成功的事业。但依靠“挺”字座右铭,还是获取了最后的成功。

“戒急用忍”,是不主观臆断顶和底,不追涨,不杀跌,秉承“右侧交易”,这样就会少一些后悔,少一些遗憾。而“挺”经,就是遇逆境不低头,坚信自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,这样才能多几分淡定,多几分信心。

“不动摇、不懈怠、不折腾”,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制定基本行动纲领时给出的方向。毕竟,在接连经受了“最困难”的2009年和“最为复杂”的2010年后,未来还会有一系列类似的“最”字随时可能发生,需要依靠“三不”去应对。在这一点上,“忍、挺”二字,与“三不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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